垃圾分类之后,会让市场上捡拾垃圾的成本变小。市场竞争的模式就会变为,朝向垃圾分类的上游去竞争,即到家里去上门收垃圾。
上海开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之后,一个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代收垃圾网约工。根据从业者的说法,只要勤快,月收入甚至可达到一万元以上。
“代收垃圾网约工”,顾名思义,就是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上门回收,或者定时、定点回收的工作者。
实际上,中国一直有着较高效率的垃圾回收系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节俭,会把可回收的东西分出来;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较低,使得这一行的市场化成为可能。所以,所谓的新出现的代收垃圾工,新的工作实际只是把垃圾重新按要求实行分类打包。
毋庸讳言,当下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一些地方从开始宣传到实施,分类要求很细,但给公众准备的时间并不长,知识普及不足。这就令市民在习惯养成之前,短期内无所适从,就会想找人帮忙。
此外,垃圾箱定时开放制度之下,很多市民因为工作关系,的确不能按时投放垃圾。所以,必须找人帮忙。这种上门收垃圾,只是家务的市场化,属于家政服务的一种。
不过,长期来看,这个市场未必会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分类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知识普及与教育的过程,也是习惯养成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后,在家里随手分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如果自己分类变得容易了,上门代收垃圾,就会从相对简单的办法,变为相对麻烦、甚至有风险的办法,自然也会从市场上消失掉。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公共利益提高的背后,还有利益的分配结构。垃圾分类制度,增加了市民的行为成本,但同时,却降低了垃圾回收系统的成本,增加了收入。某种程度上,这种成本与利益的转移是好的,合理的。
在垃圾没有分类之前,混合在一起的干湿垃圾特别脏,对人的视觉、嗅觉来说,都是极大的刺激。所以,从混合垃圾中搜寻有用的可回收之物,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很少有人会去翻这些垃圾。
但是,现在分开了,从这些干垃圾中寻找可回收之物,就没有太大的感官刺激,成本就变小了。对很多捡垃圾的人来说,等于是从垃圾桶中捡钱。面对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市场竞争的模式必然就变为,朝向垃圾分类的上游去竞争,即到家里去上门收垃圾。这也就是新闻中报道的模式出现的原因。
小区的收废旧物品者,是中国现存的市场化的、且相对高效的垃圾处理系统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只有三轮车、自行车,并没有能力把可回收垃圾送到二三十公里之外的回收厂。他们只有先送到市区内部的一些集中点,即他们的买家那里,再集中起来,用大货车送到郊区的处理厂。
所以,如果从市政管理、清洁、卫生角度,清理掉这些分布在市区的可回收物品站,小区的垃圾废品收购者,就无处可卖,自然就会消失掉。而上门回收垃圾,无非是这种形式的变种。所以,在更大的机制面前,这些小小的黄雀,都有可能慢慢地消失掉。
本质上,这是中国的垃圾回收行业的一场变迁,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兴职业能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且让我们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