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94年的张雅兰,已在重庆江津石佛寺住了一年半。春节前刚下山的她,这两天又上山了,还要继续待下去。她原本的职业设定是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大学毕业后到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一名考古绘图师。画笔所描绘的对象,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石佛寺的考古工作站是标准的“江景房”,开门就是长江,江对岸是江津老城区,万家灯火会和夜幕一起降临。如果下雨,江面起了雾,就像一轴水墨画卷。重庆多雨,张雅兰每次都感慨,“相机拍不出这美”。
风景美则美矣,她的日常还有另一面。“只要我上班穿得够土,下班后就没人能认识我”,张雅兰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自己,“全副武装你知道吗?长袖长裤,最大帽檐的渔夫帽,最好还是有口罩的那款,就露出眼睛”。
化妆是不现实的,防晒才是唯一的“真理”,毕竟在重庆的阳光下,防水化妆品都挡不住一直流的汗水。每天从考古工地下班,张雅兰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扎紧了一天的长发放下来,第二件事是洗混合了汗水和防晒霜的脸。“我们平常也会讨论现在流行什么款式的衣服、什么颜色的发色,热烈讨论之后说,唉,也没办法弄,就只能想想。”
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女子考古队(以下简称“女子考古队”)成立,张雅兰当年就加入了考古队,是队伍中最年轻的姑娘。
考古队曾是清一色的男性
女子考古队队长燕妮是一名80后,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记者注)时,她是“现役”唯一的女性一线考古队员。
从前,坚持一线考古的绝大多数是男生,毕竟长年累月在野外,听上去就不“适合”女性。比如,夏天——重庆的夏天,一群男生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拖鞋,女生就不行;再比如,上厕所也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毕竟考古工地不会给你特地修一个厕所。
情况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业技术人员捉襟见肘,因此无论男女,刚到单位初几年,统统下考古工地。燕妮说,从个人职业生涯角度,刚出校园的学生,也只有广阔天地中才能把学校教的理论转化为实践。
2012年,燕妮获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2017年,重庆的考古工作异常繁重,人手急缺,原本散在各个考古队中的女孩儿们,被组建为“女子考古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全员女性的考古队,燕妮担任项目负责人。队伍由起初的5名骨干发展到现在的11人,涵盖田野发掘、科技考古、器物修复、绘图等多门类专业人才。
蔡远富是一名文物修复师,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这一行,从学徒做起,一干就是30多年。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时,考古一线的同事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女子考古队成立之初,她就加入队伍,是队中年龄最大的姐姐。
文物修复虽然不是“挖土”,但修复师依然需要到考古现场作业。重庆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开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沿线地下文物提前发掘保护。从整个行业来说,文物修复师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尽管快到退休的年纪,蔡远富依然跟着考古队,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女性能胜任吗?
女子考古队的成立,让原本散落的力量被聚合,还顺带解决了上厕所等生活难题。但“挖土”听上去是一个兼具体力和脑力的活儿,女性能胜任吗?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一线考古行业,她们有什么优势?
“考古其实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工作,一个项目开始,严格按照科学发掘流程,一支队伍的效率是可以估算的,不存在特别的男女差异。反而是队伍中的人员协调关系更加重要。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见不到家人,队友之间互相陪伴、纾解情绪是很重要的事情。” 燕妮说,“女生比较细腻,有时候在对一些遗迹现象的解释上,能从感性出发,带来新的视角。”
从室内设计师讲求艺术创造到考古绘图师强调还原本质,张雅兰一开始有些不适应,要转变的不仅是职业,更是思维方式。她画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个宋代的盏,口怎么画、底座怎么画,都有规矩,还要拿卡尺一点一点地量。后来,画着画着,张雅兰发现,在画花鸟鱼虫的纹饰时,似乎也需要加入一点艺术的表现方式,在精准的基础上赋予其生动性。
“考”的是古,但对考古工作者的技术要求与时俱新。张雅兰说,现在的考古绘图除了手绘的基本功,还要结合数字化,比如对一个遗址进行整体的数字三维建模。“我的成就感来自我完成了一幅文物的画。如果我的画上了考古报告集、出了书,能被很多人看到、被业界认可,那我就更有成就感了。”
就文物修复行业的分工而言,蔡远富觉得女性具有一定优势:“对一件器物的了解,观察一件器型的变化,我们会非常仔细、非常用心。”
蔡远富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把碎片“复活”成它本来的模样。她喜欢年代久远的文物,“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这对我更有挑战性”。2021年第一天,她在考古工地度过,一地“瓶瓶罐罐”的碎片和修了一半的半成品,是她的新年礼物。
冷门辛苦不顾家?
2020年有一则新闻,来自湖南耒阳的女孩钟芳荣以全省第五的高考成绩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考古这个专业“冷门”“辛苦”“不赚钱”。对女生来说,可能还要加上一条,“不顾家”。
燕妮的儿子快7岁了,每次她出差,儿子都要抱着妈妈哭一场,“有一次我中途从工地回家了一趟,他抱着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永远都不走了,把我说得也快哭了”。
张雅兰长期在偏僻的山上,见不着几个人,“耍朋友”困难。父母很着急,给她介绍了几次相亲,队里领导也关心下属,只要是相亲,每次都准假。
燕妮回忆,2007年年初在江津小南海水库作调查,回程无旱路可通,坐了两个小时的趸船,人冻得不行。回到镇上,队员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队长请吃了火锅,“这是我吃得最热的一次火锅”。
随着社会整体发展,考古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好,住宿、交通环境渐渐都不再成为限制女性的原因。“当代女性并不满足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更独立,有自己的专业目标,而且愿意为之奋斗。”燕妮说。
“很多人觉得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其实是出于传统社会观念对女生的要求,比如要求女生照顾家庭。现在社会多元化了,了解考古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加入这个行业的女生也越来越多,这样是很好的。”张雅兰说。
在干这行前,张雅兰对考古的认知几乎为零,这也是她身边同龄人的常态。这些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出圈,张雅兰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开始“打听”她的工作。
博物馆热已经不是新闻,年轻人对文博领域的兴趣正在“前移”,考古作为最一线的工种,还有什么能比直接从土里“挖”出一段隐秘往故更令人好奇呢。张雅兰说,当考古慢慢走向公众,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学科,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不分性别。
截至目前,张雅兰尚未脱单,她透露了自己欣赏的类型:“喜欢有趣的灵魂啊。”
最大不同是拥有更多“生活”
如果一定要说性别对考古工作者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女子考古队的队员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拥有更多“生活”。
护肤是队员们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重中之重是防晒。夏天的重庆是火炉,烈日下的工地无遮无挡。在考古工地看到燕妮,十有八九穿着速干衣速干裤,其实她日常喜欢穿旗袍。有一次,她在工地从5月忙到9月,用掉了两大瓶高倍防晒霜。
考古工地会雇用一些民工,队员有时住在民工家里。一群姑娘就和主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和女主人一起聊天、择菜、做饭……工地多在野外,摘花也是她们的一大业余活动,找来各种瓶子,细细地插花,摆在房间里。
很多时候,狗依然是考古工地重要的安保措施。在江津石佛寺,大家养了4只中华田园犬。队长原本给狗起了很文艺的名字,队员们叫着叫着,就叫成了直截了当的“小花”“小黑”……
“苦是苦,但我们能看到很好的风景,接触到淳朴的人。”燕妮记得,2017年,女子考古队负责重庆忠县洋渡镇坪上遗址发掘。遗址所在地是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庄,发掘工作进行到后期,村民们就给熟悉了的考古队送来成熟的桂圆。
对考古队员们来说,石佛寺的“江景房”并不稀奇。燕妮这样描述:在涪陵周煌墓做调查勘探时,旁边就是水库,清晨,薄雾从水那边慢慢飘过来,山上有很多松树,阳光从树枝的空隙漏下来;夏天在沿江工地上,有时会搭起一排排黑色的遮阳网,风吹来,网面鼓起,就像起航的风帆…… 记者 蒋肖斌